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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总量性、周期性转变为结构性，这要求政策理念、取向、工具和实操都进行相应的调适。一般来说，宏观经济政策被应用于应对周期性失业时，既有理论依据，也有政策工具，还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然而，在应对结构性就业矛盾时，宏观经济政策的传统做法未必有效，常常在功能上力有不逮，在效果上事倍功半。因此，亟待把理论依据和经验框架，从基于菲利普斯曲线的周期视角，转变到基于贝弗里奇曲线的结构视角。本文揭示结构性就业矛盾成因与表现，针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关于如何转换范式、充实工具箱以及加强政策协调的建议。

4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部环境急剧变化的不确定性”，把“稳就业”排在“四稳”之首，反映出中央对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当前，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社会、科技与地缘政治环境下，“稳就业”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机制”。这意味着，“稳就业”不只是实现“充分就业”，还要实现“高质量就业”；也就是说，需要兼顾就业的总量与结构、数量与质量，全面提升劳动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因此，有必要理解“稳就业”的多维内涵，有针对性地综合施策，快速有效地落实中央的“稳就业”部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扩大服务消费”，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大力发展服务消费”。服务消费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振消费的重要着力点；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强，扩大服务消费是稳增长、稳就业、稳民生的重要抓手。但服务消费不同于商品消费，除了商品消费的共性外，还存在收入弹性更高、供需同步性、耗时性、高度依赖人口聚集等特点。我国服务消费发展面临收入预期不稳、居民闲暇较少、流动人口城市化不足、供给不足等制约因素，有必要采取措施予以破解。本文分析了我国服务消费的总体现状和主要特征，梳理当前服务消费的主要制约因素，提出提振服务消费的基本路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包括构建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排在首位。思考科技金融在促进创新发展中作用的一个重要视角是规模经济效应。

一个时期以来，伴随“去美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发生了深刻变革，人民币不断走向国际舞台，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需求。

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计价结算试点以来，人民币逐步在政策上完成了从“非国际化”向“国际化”的转变。近年来，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和认可度不断提高，已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第三大权重货币。当前，美国政府滥用关税武器，扰乱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动摇美元国际信用基础，人民币国际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全球社会正面临一个关键时刻：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已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更是关乎经济和发展的核心挑战。生物多样性支撑着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粮食安全、疾病防控和气候稳定。然而，在不当的补贴、糟糕的政策和气候变化的共同驱动下，生物多样性正以惊人的速度持续恶化。

“自融”“返费”等非市场化发债乱象久遭诟病，针对相关违规行为的演变异化，监管不断细化规范要求。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鲁夫（Jacques Rueff）在1962年曾经讲过一个“裁缝和顾客的故事”，他把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比作一个裁缝和他的顾客的关系：裁缝为顾客做西装，做好后把西装卖给顾客，再把顾客的付款作为贷款返还给顾客，后者则用这笔贷款——实际上是顾客的“借条”——再向裁缝买新西装。如此循环往复，顾客不断得到新西装，裁缝则不断地积累借条。鲁夫由此提出疑问：“等到有一天，裁缝想把这些借条换成现金的时候，顾客到底还有没有能力支付现金？”